《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电子档案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基底性资源与支撑性要素，其管理亟待专门性、科学性法规加以引导与约束。《办法》出台便是档案领域之于数字中国建设战略要求的积极回应，旨在为“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提供法律保障，进而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增添助力。

《办法》深刻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提出的“三个走向”要求，有效助力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办法》是“走向依法治理”的现实产物，使得相关实践有据可循、有法可依。它的出台弥补了我国部门规章在电子档案管理方面的缺漏。其次，《办法》是“走向开放”的典型探索，既倡导电子档案管理与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保密管理等其他领域的开放衔接，又强调加强数字档案资源的开放利用。再者，《办法》是“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善治”工具，《办法》将电子档案管理要求置于法规高度，有利于深入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前，电子档案管理已成为档案事业发展不可回避且尤为迫切的关键任务。一方面，电子档案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其数量之庞大、形态之多样、质量之参差，对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收、管、存、用”提出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伴随电子档案的广泛应用，信息安全、数据隐私、权属冲突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阻碍电子档案管理效能提升的关键瓶颈。面对新旧矛盾交织、风险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办法》通过系统化的制度设计，明确管理职责、规范操作流程、强化安全保障，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全面破解电子档案管理困境，为档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核心内容

一方面，坚持“党管档案工作”，奠定电子档案管理的政治基石。《办法》在开篇即通过立法目的明确“档案工作姓党”的核心理念，将电子档案管理的各项工作牢牢置于党的全面领导之下。另一方面，明确职责划分，推动形成部门协同、齐抓共管的电子档案管理工作格局。《办法》在第二章详细规定国家档案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档案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各类组织机构职责，并倡导相关部门之间加强合作，以构建覆盖全面、协同高效、运行顺畅的电子档案管理网络。

《办法》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以电子档案管理业务流程为基础，坚持全程管理原则，即对电子文件整理与归档，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保管与处置、开放与利用等实行全过程管理，确保电子档案始终处于受控状态。一方面，在第一章“总则”第五条中就明确指出“组织机构应当加强电子档案全过程管理”，将全过程管理作为电子档案管理的核心原则予以确立。另一方面，《办法》按照电子档案生命周期编排章节，明确立法核心架构，明晰各流程、各要素之间的联系。

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不同用户需求。《办法》第三十四条指出“组织机构应当根据不同服务对象和利用范围，建立相应网络的档案数字资源利用服务平台”。这不仅彰显了电子档案开放利用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更体现了对用户需求的深刻洞察与积极响应。另一方面，顺应时代发展，推动资源共享共用。《办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要求“推动档案数字资源共享工作”。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优化档案数字资源的配置结构，还有利于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档案信息服务网络。

一方面，确立电子档案安全管理的总体原则。《办法》第八条明确指出电子档案管理的全过程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确保其在各环节均处于安全可控状态。另一方面，明确电子档案安全管理的具体措施。《办法》第二十六条至第二十八条详细规定电子档案的备份与恢复要求，以确保其在遭遇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恢复，保障安全性与可用性；第三十条严格规定电子档案销毁要求，以防范因操作不当导致的安全事故。

三、主要特点

作为一部具有综合性质的专门法规，《办法》势必要观照到电子档案管理实践的方方面面，形成一套完整、协调、有序的电子档案管理法规体系。由此，其全方位规制特点主要表现为对于多主体与全流程的关注。

一方面，《办法》分门别类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规制。电子档案管理责任主体基本可划分为以下三类：档案主管部门、档案形成单位、档案馆。对于档案主管部门，《办法》分层级，即国家层—县级以上地方层—乡镇层对其行政职责加以规范；对于档案形成单位，《办法》要求其将电子档案管理置于重要位置，既要提供人员、制度、设施等保障性条件，推进部门协调、系统优化等，还要做好收集、整理、归档、移交等业务性工作；对于档案馆，《办法》侧重于强调其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业务建设、制度规范建设等职责。

另一方面，《办法》全面系统地对相关业务流程进行规制。从第三章到第六章，《办法》以电子档案生命周期为主线，构筑结构框架、编排内容条款，确保电子档案管理实践各环节均有据可依。其中，第三章尤其体现了前端控制思想，充分与有关电子文件管理法规制度相协调，实现了两者有序衔接，进而打造出一条针对电子档案管理实践的完整法规链条。

《办法》在我国档案法规体系当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表现出体系化衔接的特点。

一方面，《办法》充分贯彻“法制统一”原则，与相关法律法规有效衔接。《办法》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对上位法相关规定加以归并、整合、细化。与此同时，《办法》兼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规定，注重电子档案管理在其他领域的现实要求。

另一方面，《办法》积极探索“标准入法”模式，与相关标准规范有机协调。例如，《电子档案单套管理一般要求》（DA/T 92—2022）提出要保存电子文件关键节点修改痕迹和管理过程元数据，《办法》即在第十六条明确要求“电子文件应当与元数据一并归档”；《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GB/T 18894—2016）提出电子档案销毁时“应从在线存储设备、异地容灾备份系统中彻底删除应销毁电子档案”，《办法》即在第三十条第二款有所体现。此外，《办法》亦于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提出相关工作“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等，以此进一步促进电子档案管理标准化、规范化。

面对当前全域数字化转型中的挑战和问题，《办法》双管齐下，积极倡导管理新举措与技术新应用，稳步推进电子档案管理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办法》力推管理革新，倡导实施新举措。构建协调机制便是其典型代表。例如，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二条分别针对档案形成单位、档案主管部门提出协同要求。这将有利于推动资源整合与流程优化，促进各机构之间无缝对接，助力电子档案管理提质增效。

另一方面，《办法》拥抱数字变革，鼓励应用新技术。《办法》在总则第六条便明确提出“组织机构应当积极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电子档案管理水平”，这一理念贯穿于后续各章节。例如，《办法》第三十五条要求“组织机构应当积极利用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开展编研、展览和建设专题数据库等工作，不断开发档案数字资源”。这一规定有利于鼓励组织机构以技术为翼，积极探索、持续创新，不断挖掘和拓展档案数字资源的深层价值。

随着《办法》深入实施，电子档案管理将更加安全、高效，为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电子档案管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档案部门和相关单位持续努力、不断创新，共同推动电子档案管理工作迈上新的台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档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