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麟

谢家麟，我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名字与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多个“第一”紧密相连：他带领团队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亚洲第一台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我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世界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和世界第一台紧凑型新型加速器样机。他在自传《没有终点的旅程》扉页上写道：“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前行。”这句话既是他科研生涯的真实写照，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科学家们迎难而上、坚守理想的精神本色。

觉醒：科学是民族自强的武器

1920年，谢家麟出生于哈尔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代，他目睹了东北地区遭到日寇铁蹄践踏的惨状，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心中种下了“科学报国”的种子。

1938年，谢家麟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可战火中的求学之路并不顺遂，后来他被迫随学校辗转至成都完成学业。“在防空洞里听教授讲麦克斯韦方程时”，他第一次意识到“科学不仅是知识，更是民族自强的武器”。

1947年，谢家麟获得赴美留学的机会，先后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深造。其中，斯坦福的求学岁月成为他科研生涯的转折点。他师从费利克斯·布洛赫（195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主攻高能物理与微波技术。1951年，他以论文《微波双工器理论》顺利获得博士学位。这项研究成果后来也被应用于美国早期的雷达系统。在美期间的科研、生活条件较之国内显然优渥很多，却无法束缚谢家麟的脚步，他耳畔始终萦绕着祖国的召唤：“每当夜深人静，实验室窗外旧金山的灯火总会让我想起北平的胡同。我知道，我的战场不在这里。”

抉择：必须回到祖国

1955年，谢家麟毅然决定放弃美国的高薪职位返回祖国。然而，冷战铁幕下的归国之路充满了艰险。美国政府以谢家麟“掌握敏感技术”为由，将他列入禁止离境人员名单，甚至扣押了他的研究资料。谢家麟曾回忆：“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每天跟踪我，他们试图用优厚待遇说服我留下。但我告诉他们，中国需要建设自己的实验室，而我必须回去做这件事。”经过长达一年的外交斡旋，他终于冲破了重重关卡与封锁登上了归国的轮船，但仅被允许随身携带一箱专业书籍。

这段被迫“滞留”美国的经历深刻影响了谢家麟的科研理念。他认识到“别人能封锁设备，但封锁不了中国人的智慧”，中国科技发展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这一信念贯穿于他此后漫长的科研之路。

攻坚：科学探索不能轻言放弃

归国后，谢家麟被委以重任——研制中国首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这项攻关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从零开始。在这场建造“大国重器”的破冰之战中，国内没有相关技术储备，国外又遭遇技术封锁，甚至连最基础的电子元器件都需要科学家们自行研制。为了制造出微波功率源所需的速调管，谢家麟带领他的团队“流连”在旧货市场，希望可以从一堆堆破铜烂铁中搜寻到日军遗留的电子管，再通过逆向研究摸索出有价值的技术参数。在回忆这段岁月时，谢家麟曾戏谑地说：“我们像考古学家一样，从残片里还原技术密码。”从1955年至1964年，十年磨一剑，他带领团队最终研制完成的30兆电子伏特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成功出束。这项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培养出中国第一代加速器技术人才。

谢家麟在“一机两用”工艺设计审查会上的发言提纲手稿（部分）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面临着方向性抉择。谢家麟力主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中国技术基础薄弱，失败风险过高。谢家麟在自传中忆及这段过往时说：“有人问我，如果失败了怎么办？我说，科学探索允许失败，但绝不允许因畏惧失败而放弃前进。”作为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一机两用”方案。科学家们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决定建造一台22亿电子伏特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同时利用高速运转的电子在轨道弯曲处产生的同步辐射光做实验，实现“一机两用”。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破土动工。1988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台由电子直线加速器、输运线、储存环、北京谱仪和同步辐射装置组成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最终建造完成，并首次成功实现了正负电子对撞，我国从此跻身高能物理研究的国际前沿。而这台主要依靠我国科学家力量建成的大科学实验装置成功的意义远超其本身的科学意义——它不仅是当时我国唯一一台高能粒子实验物理装置，更折射出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时代精神。

突破：科研要敢于开辟新赛道

在领导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装置的同时，谢家麟始终关注着前沿技术。

谢家麟关于《自由电子激光研制的关键问题及在我国发展自由电子激光的具体建议》手稿（部分）

1986年，谢家麟克服经费不足、技术薄弱、工艺要求特殊等重重困难，启动自由电子激光的研究。这项研究对加速器技术、红外光学技术有着极高的要求，当时全球仅有少数国家掌握。也正是因为这些看起来难以逾越的“鸿沟”，质疑的声音此起彼伏。对此，谢家麟的回复简单而坚定：“科研不能总跟着别人走，要敢于开辟新赛道。”

为了解决经费短缺问题，谢家麟带领团队因陋就简，好钢用在刀刃上，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关键技术环节。面对特殊的工艺要求，研究人员反复“打磨”非标工艺，优化安装方案。为了攻克高功率宽脉冲速调管调制器、以微波电子枪为核心的电子束注入器、钕铁硼永磁扭摆器、五维精密调节光学腔四大“拦路虎”，谢家麟集中优势“兵力”，从三维微波计算技术到模型腔、实用腔，从钕铁硼材料到磁块渗合与微调，从束流不稳定到夜以继日地调束分析，直至最终捕捉到自发辐射信号……

1993年5月26日，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在10.65微米波长产生功率高出常规辐射千倍的激光信号，并于同年12月28日使激光信号达到饱和稳定状态，成为亚洲首台实现饱和出光的自由电子激光振荡器，而这个装置的硬件国产化率超过了90%。此后，该装置一直稳定运行至2003年，每年为用户提供约1000小时出光时间。

坚持：科学应为人类福祉服务

“不能只追逐大装置，忽视基础研究。粒子物理的突破往往始于某个实验室的灵光一现”，谢家麟在耄耋之年仍在思考“大科学”与“小科学”的平衡。他坚持科技伦理的底线永远是“科学应为人类福祉服务”。他认为，真正的科学精神是“承认无知，敬畏未知，永远保持探索的热情”。

谢家麟在获得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坦言：“这个奖不是给我个人的，而是给所有在暗夜里为中国科技点亮火把的人。”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综合档案室藏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8月15日 总第4328期 第三版